而法国则把法律视为主权意志，进而不信任甚至抵触司法机关对法律的违宪审查。
[16]可见，作为制宪权理论的创始人，西耶斯并非盲从于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而是实现了对卢梭绝对主权的超越，即制宪权并不是绝对的，受法治国家根本价值的约束。[21] （二）源于自然法的超验正义 从哲理化的自然法学来看，所有实在法包括宪法仅仅是对自然法的宣示，而这一实在法的宣示是人类理性的成果。
此外，对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绝对化理解，导致了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由于宪法至上与私法自治之轩轾，出现宪法与民法之间的学科之争。（二）美国：从联邦最高到宪法最高 宪法学者们通常认为，美国最早在宪法中确立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体现为美国联邦宪法第6条规定：宪法和依宪法所制定的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的权力已缔结或将缔结的一切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这在后来的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中被马歇尔大法官解释为联邦最高，即联邦的宪法和法律最高地位的要旨即在于：在其范围内扫除一切行动障碍，并改变次级政府的每项授权，使其自身的运作免于次级政府的影响。因为，如果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不遵守宪法甚至有超越宪法的特权，那么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便不复存在。某项规定是否具有规范效力，取决于该项规定自身。
任何一种受委托的权力都不得对这种委托的条件作丝毫变动。[66]何勤华、张海斌主编：《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国家性教育权、父母性教育权与儿童性受教育权之间应当呈现相互配合、互为界限的状态。
如果性教育只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推进，那么儿童性受教育权必然处于亏损状态，这也将导致性教育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2.限制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在通过了法律保留原则的审查之后，需要进行比例原则的审查。综上所述，高桥小学性教育对父母性教育权构成了一定的限制，但是满足违宪阻却事由。（3）封闭保险论，即儿童不懂性知识是道德纯洁的表现，对他们封闭知识最保险。
[15]本文认为，《宪法》第49条第3款的字面含义清楚规定了父母教育义务，并没有直接表达出父母教育权的内涵，不宜从权利义务一致性的角度推导出父母教育权。公民是指具有某个国家国籍并有权参与该国公共权力行使与监督的人[22]。
教育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2021年发布）第4条。即便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以及性教育的复苏和不断发展，社会上的性禁锢观念依旧深厚，谈性色变依然是当下性文化的写照。四、化解紧张关系的目标与方法 （一）以三方关系动态平衡为目标 1.现有化解紧张关系的尝试之局限 在化解国家、父母、儿童的紧张关系时，国际人权法往往强调儿童最大利益原则，[34]民法和社会法均强调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利益原则，[35]这两类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3] 参见方刚：《性权与性别平等：学校性教育的新理念与新方法》，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89-93页。
例如，此前《成长的脚步》和《男孩女孩》两套儿童性教材因尺度太大在北京、上海引发争议。几十年来，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及各国学者为了确定最大利益的内涵作出了种种努力。首先，国家、父母和儿童三方需要相互配合，相互尊重。[10]我国儿童普遍开始经历性早熟，他们在性意识和性心理上需要获得及时、正当的指导和教育，国家和父母应当及时、主动、准确地帮助儿童化解因成长而产生的迷茫和惶恐，正视并且主动接受这些变化。
龙正凤：《侵犯未成年人性权利犯罪与防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年版，第272-275页。王勇民：《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这里体现了父母子女关系的不平等性。《关于性教育对性行为的影响的2008年审查报告》，载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第I卷）：性教育的基本原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2010年版，第13-14页。
第一，儿童性受教育权应当得到全方位的实现。[29] 赵宏：《性教育课程案》，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页。《儿童权利公约》（1989年）第3条第1款、第9条第1款、第9条第3款、第18条第1款、第21条。[40]结合前文可知，性教育的多面性要求儿童性教育必须得到多样化的展开，学校无疑是多样化展开的最佳场所。[33] 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40条第2款。儿童在性领域的受教育权与国家的教育权力、父母的教育权经常处于紧张关系之中。
所谓个人的社会化，是指个人为适应社会的要求，在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学习并内化社会文化从而胜任与社会所期待承担的角色，并相应地为发展自己的社会化与个人的过程。这种不具有通常优先地位的分析方法，也适用于国家与儿童、父母与儿童之间。
[13]虽然我国《宪法》第49条第3款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但这并不代表《宪法》不保护这项权利。[47]下文将主要从法律保留、比例原则出发，检视国家通过学校性教育限制父母性教育权的合宪性。
父母性教育权的具体内容至少应该包括：（1）教育内容自主权，即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内容进行性教育。因此，法律确认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
[5] 参见黄教珍、张停云：《社会转型时期青少年犯罪的心理预防和教育对策》，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3-84页。儿童在其成年之前（尤其是幼年阶段），常常保持与父母相同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在儿童是否信仰宗教、信仰哪一种宗教的问题上，父母常常拥有决定权，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对此予以尊重。五、学校性教育的合宪性分析 杭州性教育读本的争议实际上是对学校性教育课程的讨论。因此，高桥小学的性教育课程，实际上让父母基于《宪法》第49条第3款和第33条第3款所享有的性教育权受到了国家的限制和妨害。
[41]父母在行使抚养和教育权时，既要充分考虑到儿童的主体地位，尊重儿童的意见和建议，又要与国家、学校共同分享教育权，例如信任、尊重学校教育，并配合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42]。本部分将运用基本权利的三阶层审查框架（保护范围—限制—限制的合宪性论证），分析基本权利被限制的情况，判断高桥小学性教育的合宪性。
第一，在权利的属性上，父母性教育权既属于民法上的监护权，又属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珍爱生命》读本的编写方——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在回应相关争议时指出：这六个单元涉及的教育内容广泛，包括家庭生活教育、人际关系教育、生活技能教育、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性别平等教育、人权教育、媒体素养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性传播感染/艾滋病教育、生殖健康教育、人口教育、计划生育教育、卫生保健教育等。
顾军主编：《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论与司法实践》，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213页。[24] 参见李银河：《性的问题》，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0页。
性教育的多面性有利于促进儿童的社会化。[14] 参见李震山：《多元、宽容与人权保障——以宪法未列举权之保障为中心》，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8-19页。如果学校仅以图书漂流的方式开展儿童性教育，既没有对性教育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予以重视，也没有为儿童提供必要的阅读指导，更没有事先和家长沟通，将实质减损性教育的效果，本质上限制了儿童性受教育权。[54]《珍爱生命》读本配图和用语的尺度与域外儿童性教育的手绘本、漫画、教材类似，均没有超过应有的尺度，更不可能达到淫秽、色情的限制级别，不会产生教坏儿童的后果
最高法院提出了监管先例（regulatory precedent）在成文法解释中的作用这个有趣的问题。[79] Ibid. pp.536-39; See,387 U.S. p.545. [80] See,387 U.S. p.545 n.6. [81] E.g., Ibid. p.546.或者我们质疑诸如许可项目等公认的监管技术，因为许可项目要求在经营企业或营销产品前进行检查。
[80]法院还认识到，对于经许可（licensed）或者经批准（permitted）的商业活动，州政府可以要求在正常营业时间内能够无搜查令进入，以此作为获得许可或批准的条件。[116]然而，最高法院从来没有否认过松丰三郎案的法律基础，因此，它继续为讨论今天面对同样的威胁时，最高法院是否会采取与1944年不同的行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弗兰克福特法官（Justice Frankfurter）发表了多数派意见——一份经典的弗兰克福特意见——回顾了刑法和行政法中搜查的历史，从英国国王叙述眼前的案件。在纽约市诉新圣马可澡堂案（City of New York v. New St. Marks Baths）中，纽约市卫生局意图制定一项关闭同性恋澡堂的永久性禁令。
